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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精神

试论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民众教育及其对新中国教育的影响

曹守亮

摘要: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民众教育在启迪边区人民的心智、进行抗战宣传、促进中华民族凝聚力形成等方面发挥了独特的作用。同时,它还成为中国共产党政权建设、统一战线工作的实践,以及新民主主义教育的示范典型,对新中国的教育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分为干部教育和民众教育两部分。新时期以来,延安时期的教育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延安时期的干部教育以独特的地位和它所发挥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成为学术界长期关注和研究的重点。就学术界目前的研究状况来看,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民众教育研究,无疑还是这一课题中的薄弱环节所在。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民众教育,指的是除干部教育之外,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陕甘宁边区发动的对广大人民群众开展的教育运动。它既包括正规的学校教育,也包括社会上针对成人开展的社会教育。它是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所开展的教育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和抗日武装的发展壮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陕甘宁边区的政权建设,对新民主义教育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在相当大程度上规定了新中国初期普及教育的发展模式。本文拟从这一角度出发,作一探讨就教于方家。

一 前所未有的成绩

抗战初期,边区文化落后,学校极少,陕甘宁边区文盲占90%,有些村庄百分之百的为文盲。正如林伯渠所讲:“边区是一块文化教育的荒地。学校稀少,知识分子若凤毛麟角,识字者亦极稀少。在某些县如盐池一百人中识字者有两人,再如华池等县两百人中仅有一人。平均起来,识字的人只占全人口的百分之一。至于小学,全边区过去也仅有一百二十个,并且主要是富有者的子弟。整个边区的中学生是屈指可数的。社会教育简直是绝无仅有的事。”[1](P.26) 1936年,访问陕甘宁边区的美国记者斯诺认为,在文化上,“这是地球上最黑暗的一个角落。”[2](P.210)在文化这样落后的地区开展教育,显然不能走正常的国民教育的轨道。一种新型的革命的教育形式被创造出来,在陕甘宁边区普遍举办了各类的识字班、识字组、流动学校以及冬学等教育机构纷纷成立开来。1938年12月,陕甘宁边区教育厅对1938年一年的教育状况进行了总结并公布了1939年的教育工作任务。它指出:一年来的成绩是:小学由去年的500余处扩大到今年的775处;学生由去年的9000余人增加到今年的15570人;建立完全小学17处,培养模范小学78处。1939年的教育工作任务为:加强各学校的军事化与课外的抗战动员活动及生产活动;发展全民教育,扫除文盲;训练战时科学技术人才。[3](P.27) 1940年边区的社会教育也办得很有特色,其中识字班和冬学最受群众欢迎。1942年,边区的识字班发展最盛时曾达到五、六万人。1944年边区公办冬学3470所,入学农民达5万余人。之所以在陕甘宁边区发展这样的教育是由当时代形势决定的。对于社会教育的意义和作用,“通过读报识字,开扩了眼界,对于提高农民的政治觉悟,移风易俗,促进生产,都起了很大的作用。有的听了报上的植棉技术、防治病虫害的办法,就在自己的地里照着做;报上登了医治牲畜疾病、讲究卫生、反对神巫、破除迷信的消息,他们就进行讨论,试着实行。”[4](PP.359-360) 1942年李维汉担任陕甘宁边区秘书长后,协助林伯渠对边区的1340所小学和10所中学进行了改革。1944年,中共中央曾经选派了1000多人支援各地的教育和学习。与此同时,教育工作者也开始积极恢复和发展普通教育事业。“冬学、识字班、民众学校等各种形式的社会教育,是边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内容之一。通过教育,不仅扫除了文盲,而且提高了民族自信心。”[5]这些不拘一格的民众教育,“完全打破了正规学制意义上的思想束缚,一切以实践需要为依据,由于它发自民众的切身利益,因而启动了民众的感情,使根据地教育在扫盲及普及的意义上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社会成就。”[6]这些活泼多样的社会教育形式一方面适应了当时民众教育的客观实际,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另一方面也使中国共产党找到了一条发动民众、建设政权的有效途径。中国共产党在其边区内部基本解决了以往任何阶级和政党都无法解决的民众教育问题,使文化教育的主导权实现了地主资本家到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转变,从而使边区的民众教育获得了蓬勃发展,是一个伟大的创举。

二 紧扣时代脉搏、抗战救亡图存

抗日战争爆发,救亡图存、唤醒民众成为当时教育的首要任务。中国共产党率先在整个边区的民众教育中推行抗战教育、国防教育,唤醒民众的危机意识。1936年6月《抗日救国初步政治纲领》中首次提出了“国难教育”。“卢沟桥事变”后,中国共产党把这一口号改成了“国防教育”。陕甘宁边区政府在成立之初就把抗战教育作为一项重要的任务来抓。“西安事变”后,陕甘宁边区的教育适时地进行了调整,由原来的反对封建主义、争取民主、自由的教育转变为顺应时代和历史发展潮流的国防教育和抗战教育。正如徐特立所指出的:“红军过去在江西时的教育制度是根据革命的性质与任务而决定的,现时中国的革命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所以教育制度也应是资产阶级的民主的教育,不过需要制止与教育畸形的发展,使任何人都能受到教育,到达陕北后,初时教育仍建筑在这个基础上,不过双十二事变,国共携手走上了对日抗战的道路后,陕北的教育宗旨也改变为国防的教育,一切为着对日本帝国的主义的反抗,为着民主政治的争取,并巩固民主政治而教育民众。”[7](PP.13-14)这种适时的转变对于广大民众理解党的政策,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发挥了积极作用。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我们可以认为,这种教育政策的建立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陕甘宁边区完成了由政策的调整到实际行动的转变。随着陕甘宁边区抗战教育的发展,中国共产党的政策越来越深入普通民众的思想。这为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获得普遍的支持奠定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1937年10月22日,边区政府第十一次主席团会议指出“边区的教育要为抗战服务,要在抗战动员下进行教育工作。”[3](P.6)陕甘宁边区的高等教育机构自建立之日起就担负起国防教育、抗战的神圣使命。鲁迅师范学校就是在为适应这种形式的情况下改为短期培训班,以加速小学教员的培养。鲁迅师范的课程与教材也充分体现了抗战教育和国防教育的原则。“在政治方面采用‘抗日统一战线指南’、‘论持久战’、‘论新阶段’;军事课中有普通军事知识与技术训练,游击战术;自然常识课以防空防毒与日常卫生常识为主;国文课多选用富有民族思想的文章;地理课配合抗战、军事讲有关地理知识;中国历史着重讲中国革命史、近百年史;社会科学课讲社会发展史、中国革命问题、辩证法等。这些课程内容,都紧密地结合抗战,适合抗战的需要。”[8](P.324) 1938年3月6日陕甘宁边区教育厅发出通告再次申明了边区教育的目的:“要求边区各小学在抗战时期实行军事化,即应学会游击教学方法,并应将课程的重点放在统一战线和抗战政治的教育上。”[3](P.14)最后,参议会通过的决议中把边区的教育看作抗战动员中之精神动员的重要部分。它指出:“(一)在现有基础上发展小学教育,扩大学生,提高学校质量,改进师资,使小学教育能负起以民族精神与生活知识培养中华民族新后代的使命;(二)更广泛的发展社会教育,实行有计划有步骤地消灭文盲,提高全边区人民的民族意识与政治文化水平;(三)加强干部教育,在干部中加紧自我学习运动,以提高其理论水平与工作能力,并养成其遵守纪律尊重法律的习惯;(四)提高生产教育,发动各学校生产运动,并举办培养技术科学人材的学校。”[1](P.37)以上四条措施和建议,有三条属于民众教育的范畴。由此不难看出,民众教育在动员抗战方面所发挥的作用。1938年9月,毛泽东在六届六种全会上把抗战教育当作是全民族抗战中急需解决的十五大问题之一。首先指出了在这场全民族的战争中教育的转变是必然的。他还提出了具体的操作办法。除了具体的改变学制,培养干部之外,还特别强调了民众教育的重要性。在毛泽东的认识中,民众不仅仅是教育的对象,而且也是教育的主要参与者。他指出:“一切这些,也必须拿政治上的动员民力与政府的法令相配合,主要的在于发动人民自己教育自己,而政府给以恰当的指导与调整,给以可能的物质帮助,单靠政府有限财力办的几个学校、报纸等等,是不足完成提高民族文化与民族觉悟之伟大任务的。”[9](P.55)与之同时,毛泽东对抗战教育中学校的宣传功能与报纸、刊物、宣讲团并列,可见他对学校和其它教育机构在抗战教育中的地位的重视。

1939年,陕甘宁边区中学在创建时指出:“本校以实施国防教育,培养有民族观念,有民主思想,有抗战建国知能的新青年为宗旨”。[10](P.183)在教育方针中指出:“坚强的民族意识、集团精神、牺牲、勇敢、互助、团结、热忱、坦白、自动……坚强的民族意识是表现在直接间接的抗战行动上,集团精神是表现在集团生活上;牺牲、勇敢是表现在舍小我利益为民族利益而奋斗上。团结、互助是表现在全民族团结互助友爱上。”[10](P.184) 1939年1月,林伯渠在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工作报告中再次指出了边区实行国防教育的目的:“在于提高人民文化政治水平,加强人民的自信心与自尊心,使人民自愿的积极的为抗战建国而奋斗,培养抗战干部,供给抗战各方面的需要,教育新后代使成为将来新中国的优良建设者。”[11](P.126)陕甘宁边区政府对其领导下的教育目的和作用是有着明确的认识和清楚的定位的。由于自上而下,自始至终的边区教育都适应当时中国历史发展形势的需要,才使得陕甘宁边区教育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对唤醒民众,培养抗战决心和民族精神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恰是在这种教育的激励和动员下,陕甘宁边区的民众源源不断地走上了抗日的战场,为关系到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抗战出其所有,甚至是宝贵的生命。延安时期的陕甘宁边区的民众教育对于唤醒边区人民的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以及它对其它革命根据地,乃至国统区和沦陷区民族意识的唤醒等方面均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这对于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汇聚、中华民族精神的培育都具有不可低估的价值。

三 陕甘宁边区的民众教育是新民主主义教育的示范区

民众教育是中国共产党进行统战工作的方式之一,是边区民主和先进的重要标志。中国共产党在江西苏区时的民众教育就已经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绩。[2] (P.159)陕甘宁边区的民众教育首先是把在江西苏区的民众教育的成功经验,加以推广。正如当时有的学者所指出的:“第一它首先把大学的大门打开,公平地让志愿享受教育的人进去。各地的学校,固然是恒河沙数,但是它们大都是建筑在金钱上面的,换句话说,就是只容许有钱的人进去,对于无产民众则向以闭门径;这种弊端,陕公、抗大和党校是先把它打灭了,里面生活虽然很苦,但小米饭、大白菜总有的吃,粗布总有的穿。”[12](P.82)其实,不只是陕公、抗大和党校实行这种平等、民主的政策。边区的所有的社会教育也是平等、民主的基础上进行的。这对沦陷区和国统区的青年来说具有相当的吸引力。当时访问延安的“中国现代的青年是幸福的,他们能够得到自由的革命的集团教育,过去的一代里,为着求得一点教育,多少人曾是可怜地过着‘个人主义’的奋斗的大学生与中学生生活。中国的知识分子,学者,技术人员,很少是为一个家庭能每年汇给他几千几万给他安心地读书而成功的。就是有这种人,他们往往是一无成就的。”[13](P.268) 1944年10月,陕甘宁边区文教大会如期召开,毛泽东作了《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的讲话,他指出:“我们的任务是联合一切可用的旧知识分子、旧艺人、旧医生,而帮助、感化和改造他们,为了改造,先要团结。”[14](P.1012)从以上种种描述和见闻中我们可以看到延安的教育所具有的吸引力。从陕甘宁边区所办的各种类型的培训班、教育机构多为一年之内的短期班为主的事实,我们是否可以这样得出这样的认识:中国共产党正是通过对这些来自四面八方的青年和民众的教育,很好地宣传了自身。这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党开展统一战线的有效的途径和有力的措施。
陕甘宁边区的民众教育还是实施“三三制”政权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民主主义教育的示范区。边区政府把发展边区的教育事业看作是当时根据地政权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林伯渠在边区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普及国民教育,消灭文盲,提高人民的民族精神与生活知识,这就要广泛推行新文字,不断改进师资,……在这里要禁绝烟赌,要彻底厉行放足,提倡清洁运动,改良公共卫生,改善医药,实行儿童保育,减少人民疾病死亡,特别是婴儿死亡率,以增加抗战力量。”[1](P.99)这些措施涉及到边区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已经远远超出了单纯文化教育的范畴,从而也就使得边区的民众教育获得了更加丰富多彩的内容而赢得了深厚的社会基础。关于陕甘宁边区的普通教育,有人曾做过如下的统计:小学教育。1940年同1937年相比较,全边区初小增加七倍半,五年制小学增长三倍,在校学生增长六倍多达四万一千多人。……中等学校从无到有,到1942年边区已有中等学校十所,师范学校五所、中等专业学校三所,在校学生两千多人。冬校、夜校、读书班、读报组等的主要对象是成年农民,几乎村村都有,入学人数最高时达五六万人。[15](P.28)根据以上统计,我们不难得出以下判断:陕甘宁边区的普通教育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已经建立起完备的教育网络,深入到广大的农村,渗透到广大农村基层,甚至农民的饭桌和炕头。这就为广泛、深入地宣传党的主张和政策,为发动广大农民进行抗战,奠定了组织基础。中国共产党也因此找到了一种操作性很强的工作方法。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第一,适当地迁就家庭的需要,使家庭愿意送子弟入学,子弟学习的好,父兄满意,父兄就爱子弟。喜爱子弟,就容易听子弟的话,学校就可以通过学生宣传政府工作,推动学生家庭响应政府号召。第二,帮助群众,团结群众,就容易把政府的号召贯彻到群众中去。第三,学校不仅可以帮助政府工作,而且可以向群众宣传解释,成为贯彻政府号召的有力助手。在这里就看到学校在农村中占一个很重要的地位。”[16](P.37)这里对广布于农村的教育机构在抗日战争时期所发挥的独特作用作了客观的说明。同时,我们也不难看出,陕甘宁边区的民众教育是根据变化的客观形势而不断变化的,而不是一成不变的。善于从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和教训使教育符合于人民群众的需要,符合于现实社会发展的需要,是陕甘宁边区民众教育的特点之一。

四  边区的民众教育改革对新中国的教育事业产生了深远影响

陕甘宁边区的教育从性质上看是属于新民主主义范畴的,从中国历史发展的大趋势,以及实际发挥的作用看,却是具有过渡性质的。这从陕甘宁边区教育内容在不同时期的侧重点上可以看出其发展、变化的轨迹。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政治重于文教——政治文教并重——文教重于政治”[8](P.325)尽管这是对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中等学校发展道路的概括,笔者认为这对于整个陕甘宁边区的民众教育大致也是适合的。从培养和教育的对象看,由重点培养干部,到更加注重普通民众的教育。关于这一时期民众教育所取得的政治方面的成就,斯诺有着敏锐的观察,并且给予了相当的肯定。他发现:“甚至在社会教育方面,苏区的目标也主要是政治方面的。根本没有时间或者机会教授农民欣赏文学或者花卉布置。共产党是讲实际的人。他们向列宁俱乐部、共青团、游击队、村苏维埃送插图简单粗糙的识字课本,帮助群众团体组织自学小组,以一个共产党员或者识字的人担任组长。年轻人,有时甚至上了年纪的农民一开始朗读短句,就在认字的同时吸收了其中的思想。”[2](P.212) 斯诺固然是从肯定这种民众教育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的,无庸讳言,这也透析出教育过程中存在着的过于偏重政治说教的弊端。这种过渡性质的新民主主义教育由于具有相当程度的应急性和政策性,因而,在实施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带有其局限性。“对少年儿童的教育,采取了不适当的过重的抽象的政治内容,并以形式主义与新的强迫命令的方式来进行。因而大大损害了少年儿童们的健康和活泼的天性,妨碍了少年儿童自由的成长和正常的发展。”[17](P.217) “缺乏联系边区建设和边区人民日常需要的实际内容。”[8](P.324) “表现在有些学校对于旧的中学遗留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方面,改造的很少,脱离边区的实际。其次,表现在有些学校过高地提出了政治和思想要求,减少了文化教育。”[8](P.325) “产生这种偏向的原因是:(一)旧的教育制度与方法没有彻底改造。(二)把战争时期解放区办短期干部训练班中改造思想的一套做法,机械地搬用到长期教育的小学校里和少年儿童中来。”[17](P.217)这种总结是中肯的,实事求是的,对于充分认识新中国建立伊始,基础教育所面临的形势和任务有着重要的意义,同时也对基础教育在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等方面的改革提出新要求。

这种调整适应了当时社会历史发展的要求。当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建立,全国人民的抗战热情和国防意识被充分的唤醒,随着抗日战争局势的发展,陕甘宁边区的教育作出适时的调整是必须的。这方面的表现则是“在解放战争时期,在进行土地改革的地区,结合土改、参军、支援前线等中心运动,以政治教育为主,文化教育为辅,在已经完成土地改革的地区,对农民进行文化教育、民主教育和生产劳动教育。”[18](P.514)在整风运动中,纠正了一些偏向,在大力贯彻“民办公助”的政策中,边区的小学教育又得到了蓬勃发展。[18](P.515)这在纠正抗日战争后期民众教育中存在的局限和弊端的做法,使得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众教育具有一种鲜明的改革意识,这也成为解放战争时期的民众教育获得了更大规模发展的原因之一。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讲,这种启示和经验,也就成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教育继续前进的宝贵财富。

陕甘宁边区的民众教育不仅对人民群众理解抗战、理解陕甘宁边区政权、理解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而且对新中国教育的发展,新中国政权的建设奠定了基础,积累了经验。在1949年12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明确了改革旧教育的方针、步骤和发展新教育的方向。我们从其中的要点可以看出陕甘宁边区的民众教育的影响所在。例如,要点第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教育是新民主主义教育,它的主要任务是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建设新教育要以老解放区新教育经验为基础,吸收旧教育某些有用的经验,特别是苏联教育建设的先进经验。”[19](P.8)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一,新中国成立后,所确立的新教育的性质与陕甘宁边区的教育性质是一致的,都是新民主主义教育;二,这种教育的特点充分表现出刚刚打败日本帝国主义走上民族独立道路的新政权所独具的民族意识、科学理念和开放胸怀,“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教育”理所当然地成为人民当家做主的重要体现。三,这一要点充分反映出新中国的教育工作者对老解放区的教育经验的重视,这也从另外一个侧面说明当时陕甘宁边区民众教育的影响。一些外国学者在评价中国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所取得的成就时也充分肯定了这一点。例如美国学者莫里斯•梅斯纳指出,在毛泽东领导时期,中国人由大部分是文盲的状态变成了大部分人识字。在农村差不多普及了小学教育,在城市几乎普及了中等教育,而且在城乡开创了成人教育和在职教育规划。[20](P.215)而这些成就的取得,既有对一些成功经验的继承和发扬,也有对陕甘宁边区民众教育中的局限和弊端的纠正和总结,追根溯源还是从陕甘宁边区的民众教育开始的。

延安时期的陕甘宁边区的民众教育是一次全民学习运动,在不同时期对全国其它革命根据地的教育均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同时也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政治影响。它与差不多同时期的重庆大后方教育遥相呼应,构成了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的“双子星座”,共同谱写了中国教育史上的壮丽篇章。

注释:
[1] 林伯渠.陕甘宁边区政府对边区第一届参议会的工作报告[A].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文献汇辑[C].科学出版社,1958.
[2] [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M].北京:三联书店,1979.
[3] 陕西省档案馆.陕甘宁边区政府大事记[M].北京:档案出版社,1991.
[4] 肖思科.延安红色大本营纪实[M]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
[5] 雷甲平.延安时期知识分子在陕甘宁抗日根据地的地位和作用[J].延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2001(2):144.
[6] 陈祖怀.抗日民主根据地教育特色论[J].史林.1995(2):34.
[7] 徐特立.新的教育制度[A].田嘉谷.抗战教育在陕北[C].汉口:汉口明日出版社,1938.
[8] 李之钦.抗日时期陕甘宁边区的教育[A].西北五省区编纂领导小组.陕甘宁边区抗日根据地[A].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
[9] 毛泽东.论新阶段[M].淮北:拂晓出版社,1942.
[10] 延安时事问题研究会.抗战中的中国文化教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
[11] 林伯渠.陕甘宁边区政府对边区第一届参议会的工作报告[A].《陕甘宁边区政权建设》编辑组.陕甘宁边区参议会[C].中共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发行,1985.
[12] 田嘉谷.延安的吸引力[A].抗战教育在陕北[C].汉口:汉口明日出版社,1938.
[13] 陈学昭.延安访问记[M].上海:北极书店,1940.
[14] 毛泽东.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A].毛泽东选集第三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5] 《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编辑组.陕甘宁边区抗日根据地概述[A].西北五省区编纂领导小组、中央档案馆.陕甘宁边区抗日根据地•文献卷上[C].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
[16] 刘泽如.陕甘宁边区的普通教育[A].陕西省教育厅.陕甘宁边区的普通教育[C].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59.
[17] 钟英.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与教育[M].重庆:新潮书店,1951.
[18] 毛礼锐.中国教育史简编[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
[19] 廖盖隆.新中国编年史(1949——1989)[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
[20] 郭根山.科学地评价毛泽东领导时期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与曲折[A].梁柱、龚书铎.警惕历史虚无主义思潮[C].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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